香江六月，元朗杨家村前一大片平整的绿野上，几棵荔枝树上新果已红，菜地里黄瓜也攀上了架子。在这一派盛夏光景中，元朗六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活动筹委会主席、元朗区议员沈豪杰率队追寻着中国共产党在元朗的史迹。
中新社记者日前探访香港沦陷时期秘密大营救中转站——元朗适庐。图为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左)、适庐主人杨永光(中)、元朗区议员沈豪杰(右)在适庐前合影。（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
行进中，香港史专家、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刘蜀永教授指着前方的院落对中新社记者说：“那就是适庐，香港沦陷时期秘密大营救西线的重要中转站。”
史料记载，日军1941年12月侵占香港后大肆搜捕、诱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中共中央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滞留在香港的爱国知名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组织中共南方工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等立即投入秘密大营救。数支游击队(港九大队前身)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一起，经过6个多月的艰难营救，成功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800多位知名人士，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图为杨永光介绍游击队当年在适庐活动的情况。（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
“游击队当年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秘密大营救中转站，和周围地形以及适庐的建筑规模有很大关系。”刘蜀永说。
杨家村是广东省梅县客家人的聚居地，他们大多曾侨居印尼，到香港后以务农和畜牧为生，适庐由杨氏两兄弟杨竹南及杨卫南于1933年建成。如今，杨卫南的儿子杨永光和家人还生活在这里。
年逾八旬的杨永光精神矍铄。“那时我大概五六岁，依稀记得有很多人来过，后来听妈妈讲才知道那些人是共产党游击队和他们带回来的难民。”杨永光说：“我妈妈说某天有三个人来到我家周围张望，我妈询问时对方只回答‘过来看看’，但半小时后，来了约五六十名大汉，并提出想‘借屋暂住’。我妈妈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不知对方来历，很是害怕。后来对方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来住只为避难’。”
杨永光忆称，其母亲与游击队相处后由最初的害怕变为信任，“我妈妈对我说，共产党好好人，好仁慈，好有礼貌，又给有需要的人以帮助。”
中新社记者日前探访香港沦陷时期秘密大营救中转站——元朗适庐。图为杨永光介绍其伯父杨竹南。（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
据刘蜀永介绍，杨竹南将适庐借予游击队作为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以及港九大队元朗中队的据点，时间长达一年。他深受队员尊重，被尊称为“杨伯”。
当年大多被营救的知名人士曾经在适庐住宿。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记述：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与邹韬奋等人会合后到适庐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
同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夏衍则表示，大营救记录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1942年夏秋间，因走漏风声，日军前来扫荡，闻讯的游击队迅速携同枪械撤离至适庐后的担柴山藏匿起来。日军搜寻游击队未果，便将杨竹南带走囚禁一个多月。
“杨竹南当时已年近六旬，日军对他施以吊打、灌水等酷刑，企图逼他说出游击队的事。但杨竹南人老骨头硬，气节高，一口咬定自己是华侨，定居在此耕种，不知道游击队的事情。日军最后只好将他释放。”刘蜀永说，更为难得的是，元朗中队指导员谭铁流再带游击队来到适庐慰问杨竹南时，吃尽苦头的杨竹南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游击队。日本投降后，元朗中队部撤离大榄涌山区，改设在杨竹南家中，他更事事支持游击队，“后来，杨竹南举家重回印尼侨居，直到终老。”
2010年，适庐被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二级历史建筑。刘蜀永望着门口“适居仁里、庐境人群”的对联感慨道：“适庐应该永久保护起来，这里沉淀着历史的足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