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策动国民党政府驻港机构起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两航起义。
两航是指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1948年12月起，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陆续迁移到香港。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已先后与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中航业务经理何凤元建立联系。1949年6月，周恩来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接到中央指示后，共产党员朱汉明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取得联系，做争取工作，并与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取得联系，布置策动两航起义的任务，开始着手争取中航总经理刘敬宜。
刘敬宜（左）、陈卓林（右）
中共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派遣吕明和查夷平前往香港开展策动工作。9月初，吕明、查夷平和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两航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分工大体为：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吕明、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和两航基层人员及联络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
9月底，党组织在中航的各主要部门、空勤人员、港九民航工会中都争取到了支持起义的骨干，起义日趋成熟。11月7日，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在《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签名，表达举事的坚强决心。当晚，何凤元拿着中航起义宣言文本，找刘敬宜恳谈，言明已联络好200多名骨干员工，控制了中航各主要部门，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敦促刘敬宜领导起义，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单独行动”。刘敬宜最终首肯。
对央航的策动工作，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开始主要是对上层和基层开展工作。上层由吕明、查夷平接触陈卓林、邓士章等，很有成效。基层则由陈耀寰通过工会中的骨干楼阅棅、陆麟才、端木全等引荐，逐个向工会的执、监委员和积极分子中扩展。至10月上旬，党组织在央航机务部门已发展了20余名基层负责人和机械员。10月30日，央航迁建委员会成立（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把上层、中层及基层力量凝聚在一起，统一领导起义行动。
党中央密切关注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底，周恩来召集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了两航起义时间、飞机降落地点、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以及接待刘敬宜、陈卓林和北飞人员的工作方案。11月9日清晨，两航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顺利起飞。中午12时15分，刘敬宜、陈卓林及吕明、查夷平等乘坐的央航飞机安全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余11架飞机也于当日下午先后降落在天津机场。刘、陈两位总经理抵京后，立即代表两航全体起义员工向毛泽东、周恩来呈交两航起义通电，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听候指示”。
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贺电，欢迎两航员工的光荣起义，称赞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周恩来以政务院名义，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对两航的管辖，同时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两航起义通电原文复制件
毛泽东电贺两航起义
两航起义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起义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国民党政权在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中国银行等机构相继起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两航起义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设备等多方面的条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