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一条深圳河，见证了中国两个“特区”波澜壮阔的历史。
40多年前，深圳河畔，改革开放，春江水暖，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诞生，一片热土开启了逐梦的旅程。这一落子布局，正是当时的国家战略。及后，深港两地山水交融、人文相亲、休戚与共。
蜿蜒的深圳河在光阴中静静流淌，河岸南北共融亦如水到渠成。
2021年10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任期内第五份施政报告。同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公布，把香港建设北部都会区的雄心展现在世界聚光灯之下。
“双城三圈”的构想，再次搅热了一河之隔的深港双城。
香港“向北”，深圳已等待多时。
10月20日，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深圳智库联盟主办的“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库峰会”在深圳举办。会上，学者们热议如何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匹配、平衡，并提出了“临港都市带”构想。
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级的新双城故事正在上演。
过河
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离不开与深圳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包括了资金的“过河”与人才的“过河”。
香港要建设北部都会区，“过河”是绕不开的关键词。
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典礼在深圳的罗湖桥举行，此后数十年间“罗湖站”成为连接香港和内地的唯一通道和交通枢纽，人流物流从这里通达全国、走向世界。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从哪里开始起步建设，众说纷纭，最终选择在深圳河北岸率先开发，炸平罗湖山，搬山填洼、筑路盖楼，建设新的联检大楼，扩大口岸和火车站枢纽区域……
如今，河北岸，深圳高楼林立；河南岸的香港土地上，时间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如同繁华都市旁的“世外桃源”。
长久以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依靠港岛而建，这里有着世界最密集的摩天大楼、最高的人口密度。目前香港九成以上的人口及商业都聚集在维港两岸，形成维港都会区。香港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为，维港两岸的发展已高度饱和，居高不下的房价，抬升香港社会整体成本，已经难以支撑香港在新时期的发展。相对而言，香港的新界北部仍有大片未发展的土地，这些土地邻近深圳，具有潜力，可提供大量发展机会。
“它不单是满足香港市民居住需求的一块土地，而是要成为另一个具备综合性功能的都会。”林郑月娥在接受南方报业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了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初衷，这张蓝图的实现离不开与深圳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包括了资金的“过河”与人才的“过河”，港深两地在新经济、科创、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有着大量的机遇”。
因而，在其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明确了北部都会区要与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双城三圈”的战略性布局，成为香港第二个经济引擎。如果能借机将香港北部片区建设成为新的“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则既可成为与南部（维港）都会区配套发展的新平台，也可与其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所谓“三圈”，即香港北部由西向东与深圳相邻的“深圳湾优质发展圈”“港深紧密互动圈”和“大鹏湾/印洲塘生态康乐旅游圈”。
在这份长达55页的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形容“对于港深合作，从来没有写得这么多”。
据了解，北部都会区包括元朗区和北区两个地方行政区，包括天水围、元朗及粉岭/上水等已发展成熟的新市镇及其相邻乡郊地区，并有6个处于不同规划及建设阶段的新发展区和发展枢纽，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厦村、元朗南、新田/落马洲、文锦渡和新界北新市镇。这里与深圳接壤，拥有7个陆路口岸，是香港境内促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联系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最重要的地区。
“深圳是香港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陆路门户。过去40多年来，港深两地由西至东建设的这7个陆路口岸和相连的交通基建，使两地有条件跨越后海湾、大鹏湾和深圳河而相互连接，由此形成‘双城三圈’的空间格局。”林郑月娥说，“双城三圈”空间概念的确立，有利港深政府共同促进两地在经济、基建、创科、民生和生态环境的紧密合作，强强联手，产生“1+1＞2”的效益。
为了更好地“过河”，林郑月娥介绍了施政报告提出的五个铁路项目，包括3条跨境铁路项目，“其中港深西部铁路是由香港的洪水桥去到深圳的前海，还有一个是把我们的东铁线延伸到新的深圳罗湖站（罗湖南站），并在深圳境内设立‘一地两检’口岸”。
在这样的跨境交通布局下，加上原本的广深港高铁，未来香港和深圳将有4条跨境铁路，会以“一地两检”方式过关，市民无须步行跨过深圳河，乘坐火车就可直达深圳。
风口
作为全球一线城市，香港光靠金融发展还不够，还需要发展高科技。近年来，香港致力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推动再工业化。
蜿蜒的深圳河在历史中静静流淌，河两岸的人们也对“过河”素来熟稔。
1947年底，上海商人李震之在香港创办大南纱厂。作为二战后香港第一家纱厂，它开启了香港纺织业飞速发展的道路。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了第一次经济腾飞。随着改革开放拉开帷幕，香港不断攀升的成本制约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大批香港厂商逐渐迁往内地，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开启了内地“前店后厂”“三来一补”的新模式，同时为香港经济发展腾出新空间，借助中国高速发展创造了香港的“亚洲奇迹”，依靠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实现了第二次腾飞。
从转口贸易到金融业，香港下一次腾飞的风口在哪里？
答案是：科创。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香港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全球一线城市，光靠金融发展还不够，还需要发展高科技，最近几年这个趋势很明显。
的确，近年来，香港致力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推动再工业化。比如，香港多所大学的基础科研实力雄厚，通过转化和应用，可为香港的再工业化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林郑月娥也在施政报告中强调，要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使创科成为香港新经济动力。
一切早已有迹可循。
1997年，深圳河治理一期工程完成后裁弯取直“造出”了一个0.87平方公里的河套。2017年1月，深港两地政府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明确双方在河套A区共同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同时香港也支持深圳将深圳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的约3平方公里区域规划打造成为“深方科创园区”，共同构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19年2月和8月，“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分别被写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但用地短缺，仍是香港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虽然正在兴建的河套地区港深创科园内，规划的总楼面面积已大概等于三个位于白石角的香港科学园，但与深圳河北岸的深圳科创园区比较，则相形见绌。
对此，林郑月娥表示，“北部都会区”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与深圳乃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科发展相辅相成，成为“香港硅谷”。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邱达根分析，香港科创产业布局不足10年，相关投入虽不及深圳，但目前也孕育出30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在世界上人口相当地区中比例并不低。此外，香港拥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和学科，基础研究能力较强，香港自由港制度对国际科研资源保持较大吸引力。
“但可以看到，目前香港发展比较好的科技企业，主要是基于原有产业基础，比如物流、金融，在缺乏产业支撑的领域就比较单薄。”邱达根认为，未来香港需要更加主动，确立类似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创新方向，加大力度推动发展，并进行更多政策创新。香港对北部都会区的定位和建设目标，正是香港特区政府发展科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也是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的努力。
不少学者也认为，香港把科创产业这一未来经济发展核心放在毗邻深圳的新界北部，除了土地供应需求，更多的是期待与深圳乃至内地深层互动，寻找第三次转型的破局。
互补
港深两地存在优势互补的空间，香港金融、贸易、航运发达，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则是深圳的强项。
香港如何与同样以科创作为“标签”的深圳，错位发展？
林郑月娥说，港深两地确实存在优势互补的空间。在产业结构上，香港金融、贸易、航运发达；但在制造业和科技方面是短板，缺乏大型科技产业，这恰好是深圳的强项。“以前我们说创科，就是在香港做研发，在深圳制造，然后在香港做集资上市。但其实在制造业那里还可以细分的。”她进一步表示，在北部都会区建设新田科技城，要比落马洲河套区大两倍，而且定位在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科创服务业，“有了地方，一些比较尖端、先进、由智能推动的创造，也可以直接动手先做出来。”她举例，比如，医疗器械或者药物，香港可以打造一个先进的制造业中心。“如果成功了要大规模生产，那可以在深圳做，甚至可以在东莞、佛山生产。”
“香港在科研、吸引国际人才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兄弟城市深圳、东莞有着先进制造业的基地，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商品的能力很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需要全心全意和深圳协调发展，使整个科创的产业链更加完备，这样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更强。
香港业内人士指出，作为香港发展创科产业的核心区域，北部都会区应以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及再工业化为主轴配合新田科技城和前海的深港合作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更高的生产总值。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认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经确定将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微电子及金融科技作为优先发展的6个领域，深圳已经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北侧规划了“深圳科创园区”，为深化香港与深圳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界北地区具有毗邻深圳、对接广深港澳国际创新走廊、连接香港东部知识及科技走廊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连片开发的土地空间，具备发展科技产业园区的良好条件。
携手
“临港都市带”构想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在内涵和目标定位上实现了平衡对接，对于深港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北部都会区的提出，对香港来说，“跨界新视野”是热词，而跨过深圳河，便是“临港都市带”。
在“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库峰会”上，提出了“临港都市带”构想。
构想中这个与香港海域陆地相邻的深圳临港都市带，由西到东包括前海、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大鹏新区，总计面积约602.68平方公里的带状空间。专家们预言，未来20年香港与深圳接壤地带将产生第二个CBD和新增长极，深港应围绕该主题持续沟通协调。
“北部都会区是开启由治及兴新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工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建议，支持深圳国资国企、大型央企和民企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支持深圳企业到北部都会区设立双总部、分公司、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等机构，开展项目合作，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至于两地的科技创新合作模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黎晨倒认为可以延续过去“前店后厂”的传统，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前研后产”，利用香港的大学科研优势，实现大湾区内的产学研合作。在他看来，近年大批香港高校在内地设置分校区，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事实上不仅仅高校，随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香港科创企业主动对接内地，为自身发展谋求新的空间。
位于深圳福田区南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接壤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横跨港深两地，已经建成港科大蓝海湾孵化港、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场（福田）、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等6个面向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入驻团队九成有港澳背景。不久之后，香港科技园公司更将作为运营方，参与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场建设，带来更多香港科创企业入驻。
“所以会上提出的‘临港都市带’构想，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在内涵和目标定位上实现了平衡对接，对于深港融合，可以进一步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深圳智库联盟理事长、市决咨委专职常务副主任高振怀说。
不仅是科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深港合作意义重大，开启了深港合作的3.0版本，将提升深港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促进深港共同高质量发展。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产业层面的“前店后厂”是深港合作的1.0版本；在2000年后，CEPA框架上的全面合作是2.0版本；而3.0版本的意义在于，深圳河的南北两岸在国家战略的大格局里，携手合作通过制度创新来拓展发展空间。
实际上，对于深港合作，深圳方面也是早有作为。今年5月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时，对深港合作就有重点着墨。比如报告指出，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促进人员、货物、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等。
如何流动？深圳罗湖区率先作答。
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中联通深港的七大口岸，有三个坐落罗湖区，分别是罗湖、文锦渡、莲塘（香园围）。记者发现，罗湖的“三口岸”已经开始布局：在罗湖口岸，香港东铁北延至深圳站后，深圳站将与港东铁13个站点、3个换乘点实现通勤化交通；文锦渡口岸将升级为商务型陆路口岸；莲塘口岸则有望试点“港车北上”。一旦规划落地，顺利推进，深港双城交通实现“通勤化”，而通过南北“双高铁”，则能扩大“1小时生活圈”，高效连接大湾区城市群。“从罗湖出发，60分钟可达大湾区各城市中心区；45分钟可达香港中环，这里将成为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枢纽’。”不少在罗湖区生活多年的港人都对未来充满期盼。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罗湖工作生活的香港同胞有近4万人。作为“港味浓郁”的区域，罗湖对未来深港合作的规则衔接，也拉起了框架。
今年，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点工作，比如探索共建大湾区免税城，罗湖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口岸消费、免税经济，引进一批香港优质零售、餐饮品牌。
此外，在专才方面，罗湖将探索港澳专业人才备案后提供服务，推动专业服务企业跨境经营；在教育领域，加快推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罗湖办学点、港人子弟学校建设；在医疗领域，争取罗湖区人民医院纳入跨境转诊服务和“港药通”机构等等。
在邱达根看来，未来福田、前海可以吸引更多年轻港人前来创业，罗湖则可成为港人生活的聚集片区。
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同根同源，同声同气。指向未来20年的北部都会区不仅是“一纸规划”，更是港深兄弟同心的美丽愿景。
香港“向北”，深圳“南迎”，一河之隔的双城故事将惊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