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屠海鸣3月6日在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上发言。
香港同胞的困难，始终是中央领导心中最大的牵挂。
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来到全国政协礼堂出席港澳地区政协委员联组会议，与大家共商国是。他说，当前香港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中央将一如既往给予全力支持。下一步的关键是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希望尽快控制疫情。
去年“两会”期间，韩正副总理在参加全国政协港澳联组会议时说，解决住房难题有难度，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今年，他再次询问香港住房问题，笔者有幸被安排作了汇报。
民生无小事，香港不例外。昨天的会议始终透射出一股浓浓的关爱之情。从一个个细节可以看出，中央对香港疫情十分关心，对香港抗疫全力支持，对解决住房难题紧盯不放。中央的真心关爱，令委员们心里暖暖的。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在听了4位港区委员、3位澳区委员的汇报后，韩副总理指出，中央主要从几个方面支持香港防疫工作：一是物资供应。中央对香港有求必应，应供尽供，确保物资充足，百姓生活安定，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医疗救治。派出最精锐的医疗专家力量，根据香港需要，国家将随时提供支援；三是援建医疗设施。内地很多省市提出对口支援香港，很多内地企业要捐款捐物，都已纳入中央专班。
以上援港抗疫重点工作，让委员们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亲不亲？要看关键时刻怎么做，中央这是真心对香港好啊！”吴良好常委说。他说，中央为了援港抗疫，专门建立“三方沟通机制”，还成立工作专班，想香港所想，急香港所急。“是不是真心爱香港？还要看行动”。周安达源常委说，广东省专门开辟了深圳到香港的水上运输航线，派出大批医护人员驰援香港，内地援建的青衣方舱医院仅用7天就交付使用。这种速度，是香港市民没有见过的。“现在，深圳的抗疫压力也很大，但为了支援香港，医护人员义无反顾，真是深港一家亲！”黄楚标委员说。他说，中央一声号令，各地闻风而动，上下一心，全力以赴，令人感动！
特区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
韩副总理指出，下一步的关键是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希望尽快控制疫情。一是要保障物资供应、市民生活安定、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医疗救治，降低老人病亡率，提高老年病例发现救治及时性和成功率。疫苗接种是提高救治率，降低病亡率的有效办法。还要尽快完善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加快医疗设施建设。
韩副总理的牵挂，激起委员们共鸣。大家认为，这是抗疫工作的关键所在。
“特区政府应尽快进入战时状态！”我在小组讨论时说。我认为，这些天，特区政府的组织指挥还看不出“战时”的样子，疫情如火，不能慢条斯理的工作，需要加班就加班，需要突破常规就突破常规。
“不能消耗资源，不能耽误时间！”邱达昌委员说。他激动地说，内地同胞加班加点为香港运输物资、建方舱医院，特区政府应做好统筹协调，不能让“用好中央支援”成为一句空话。
“安老院疫情严重，长者染疫而亡的比例极高，先救长者！”朱鼎健委员说。他认为，美国因新冠肺炎病死的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老人，香港决不能步其后尘。韩副总理要求“提高老年病例发现救治及时性和成功率”很重要，要落实！
社会各界支持政府抗疫
韩副总理表示，希望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特区政府能承担起主体责任，香港社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尽快把疫情稳控下来。
“人心不齐，是抗疫大忌！”好几位委员提到，尽管特区政府领导抗疫做得不完美，但万事须有人当头，现在香港处于非常时期，全社会应支持政府抗疫，不能掣肘；也有委员认为，以“战时思维”组织抗疫，就是要少争论，多干事；少讲“你不行”，多想“怎么行”。在这方面，香港还有差距。
周春玲委员认为，这些天，香港的许多企业出钱、出地、出房子、出人力，支持抗疫，这些做法值得赞赏。这说明，香港社会有凝聚力。笔者在和大家的交流中说，企业越大，社会责任越大。大家都是香港的持份者，同在一条船上，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决不能让这条船倾覆。
解决“住房难”要尽快破题
韩副总理十分关心香港的住房难题，希望香港解决住房难尽快破题。笔者获安排向韩副总理作了汇报。我坦言，香港住房难，从表面上看是缺地，本质讲，是缺少解决问题的共识。解决“住房难”，关键在于凝聚“舍利求仁”、“舍利谋远”“舍利为港”的共识。我建议分“三步走”解决“住房难”。近期，大量建造公屋，解决燃眉之急；中期，发展新兴产业，改善财政收入结构；远期，加快规划建设北部都会区，拓展空间疏散人口。
韩副总理认真听取我的汇报，坚定地说：“像住房这样的重大民生和社会问题，一定要有彻底解决的办法和时间！”会后，许多委员都认为我的汇报切中要害，说到了点子上，有利于中央掌握香港实际情况。从韩副总理的表态，看得出中央非常关注香港基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关心劏房、笼屋里的市民，可见“人民至上”绝不是一句套话。
无论是眼前的抗疫，还是住房难等深层次矛盾，香港同胞的揪心事，就是中央的关心事。回味韩副总理的每一句话，无不透露出对香港同胞的关爱和深情，再次印证了“祖国永远是香港坚强后盾”这个定理。
（本文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